作者/苏露锋《“政治避讳”是专制文化的怪胎》

编辑/刘静

避讳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意思是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必须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避讳最早只是一种民俗，主要是为长者和圣贤讳，后来慢慢演变成制度，成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避讳”包括“国讳”和“官讳”。

“国讳”，是对当代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进行避讳。如在东汉刘秀时期，秀才被改成茂才；清乾隆曾下诏门联中不许有五福临门四字，为的是避讳顺治帝福临之名。此类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有时甚至还要避讳皇后之名，如西汉吕后名雉，臣子们遇到雉要改称野鸡。

“官讳”，即下属要讳长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甚至一些骄横的官员严令手下及百姓要避其名讳。

北宋权相蔡京在位之时，其党羽薛昂，因为蔡京的关系，得以执掌朝政，视蔡京为再生父母。于是，他全家都为蔡京避讳，有人失误口出“京”字，就用鞭子抽打。他曾经失口说了蔡京之名，就自打嘴巴。当时在公家食堂，一般是厨工念菜谱，然后官员点菜索取。独有“菜羹”以其音颇似“蔡京”，故回避而叫“羹菜”。

南宋诗人陆游编著的《老学庵笔记》记有一故事：州官田登不准下属及州中百姓叫其名，也不准写其名，到了正月十五照例要放灯三天。写布告的小吏不敢写灯字，改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由此便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笑话。

中国历史是专制制度和专制文化不断强化的历史，至明清达到顶峰。“政治避讳”始于周朝，成于唐宋，延及清末，避讳的范围和内容愈加繁密。“政治避讳”是专制文化孕育的一个怪胎，也是我们窥探中国专制文化的一个极好的窗口。

最初，只避君主、上司之名及名之相同字而已。三国以后，开始有连与名音同、甚至音近的字也回避的，这叫避嫌名。如晋朝羊祜(音“户”)为荆州太守时，州人讳其名，皆称户为“门”，又改“户曹”为“辞曹”。后世讳避嫌名的风气愈演愈烈，至宋颁布文书令，竟有一帝应避嫌名超过五十字的。

之初，对于二字之名，只需避免二字连用，无须逐字为讳。然至唐朝，则往往二字并讳。该朝修撰的《晋书》、《隋书》、《南史》、《北史》诸史中，讳李世民之“世”为“代”，讳“民”作“人”之例，比比皆是。

唐宋时代，避讳既繁且滥，除嫌名外，又有避及偏旁字的。唐武宗名炎，乃兼避“谈”、“淡”、“郯”。时人改“谈”作“谭”，书“淡”为“澹”；而唐顺宗子李经，本封郯王，其后人李嗣周因避武宗讳，袭爵而改称嗣覃王。更有甚者，宋代宋偓本名延渥，只因父名廷浩，后字从“水”，遂上言改名为“偓”。这就避讳涉及字的形旁了。

避讳以讳名为主，然而也有讳字的，讳姓的，以至讳陵名、讳谥号、讳年号，等等。明代以国姓朱，内臣姓朱者令改姓诸，这是讳姓。南朝宋明帝，以长宁郡名与文帝陵相同，改为永宁郡，这是讳陵名。三国时期魏朝初曾谥司马昭之父司马懿为文侯、兄司马师为武侯，司马昭以文、武乃魏高祖曹丕、太祖曹操谥号，不敢与二祖相同，上表请改，遂易谥宣文、忠武，这是讳谥号。晋惠帝因用年号永康，遂改永康县为武康，这是讳年号。“政治避讳”的内容十分丰富，实不限讳名一项。

清廷作为外来的统治者，在文化上不自信，对避讳更加敏感，大兴“文字狱”。乾隆时江西有个举人名王锡侯，因为他著一本书名《字贯》，开篇的凡例，就将康熙、雍正、乾隆之字写出来，好给人家回避。但是他写这些名字时，都是将整个字写出来，没有拆散字体，判大逆不道之罪，全家八人被斩。而且江西巡抚海成等官员也因不能查出叛逆，而被牵连从重治罪。

“政治避讳”源于国家权力的垄断性，某些字正如“黄袍”一样，只许帝王独占，不容他人染指，这是皇权和等级制度在文化上的体现。在现代民主社会，自然不会有“政治避讳”。

本文出自于《华声》杂志

作者简介：苏露锋，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湖南省委宣传部期刊审读专家，长沙和文化研究会会长。有作品刊于《改革内参》卷首社论，多次入选《中国杂文年选》《中国杂文精选》，文章被《领导文萃》《杂文月刊》《杂文选刊》《月读》《特别文摘》《政府法制》《大家文摘报》《广州文摘报》等报刊转载60余篇／次。多次获得湖南新闻奖一等奖。曾获中国报业书法展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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