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与友人吃饭，闲谈间聊到万玛才旦的新作《气球》。朋友对本片的评价是，“挺好，但又没那么好”。话虽然有点儿绕，但理大致是那么个理。

《气球》的“好”，显而易见。

从海报上那个女主肚子上鲜红的突起，到影片首尾呼应的一假一真、一白一红那两只气球，都不难发现被用作片名的气球，是全片最核心的一个意向。

气球，是孩子手里的玩具，也是大人偷偷藏起的避孕套，是难以启齿的性的符号与象征，更是生殖的隐喻与联想。

就是这么一个在当代都市中人早已习以为常的生活用品，却在宗教文化深厚且地处偏远的藏地，引发了一连串的冲突。

这种冲突，首先体现在大人们的言行不一上面。

每当提及这个白色的“气球”，无论男女，都是一副羞于启齿的态度。

事实上，大人们都选择对它避而不谈，始终都拒绝直接说出那个词，仿佛说了那个词就是在谈论性交，而被人看见自己藏起的那个东西，就是被人窥见了自己做爱。

讽刺的是，大人们越是对它讳莫如深，把它硬说成气球，孩子们就越是信以为真，想要偷来玩。最终在第二次用偷来的“气球”换了邻居家孩子的一个口哨后，意外地酿成了灾祸，导致了邻居妻子的出走。

更加讽刺的则在于，与口头上对性讳莫如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人们对于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殖的沉迷与热衷。

这种沉迷与热衷，相当直观地体现在男主每天的欲求不满上，也体现在一家人对于借种生羊这件事的心满意足上，最终还体现在对于女主肚子里将要降生的那个“转世婴儿”的执着上。

这层观念与行动的冲突，也导致了女主怀孕后的道德冲突。

从法律和科学的视角出发，女主都不想也不应该生下这第四个超生的孩子，后者的到来，无疑将严重地加剧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并继而影响每个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令女主更加痛苦。

但站在宗教的角度来看，女主无论如何都应该生下这个孩子，不仅是因为在藏传佛教里本来就拒绝流产（一种杀生），而且这个孩子还是上师口中刚刚去世的爷爷的转世。

倘若拒绝这样一次巨大的赐福，无疑会招致难以想象的恶果。

到这里，作为一部藏语电影的《气球》，极其大胆地把质疑的矛头对准了在藏地普遍信仰的宗教。

世俗生活与信仰的冲突，就这样因为一个被偷走的“气球”而无限放大。

如果你还记得九年前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一次别离》，应该还对阿斯哈·法哈蒂刻画的与之相似的道德冲突印象深刻。在世俗和信仰的拉扯下，主人公同样和女主陷入了两难的困境。

值得一提的是，《气球》里的另一只“气球”，是在故事支线里出现的那本书。

这本书，是老师送给尼姑（女主的妹妹）的一份礼物，上面写的是两位当事人多年前的往事。

虽然老师和尼姑都不曾明说，但是我们在几个人物闪烁的言辞间并不难猜测这段令人不愿提及的往事，多半是负心的男人让女孩怀上了身孕，致使后者身败名裂，只能遁入佛门以求慰藉。

在这本名为《气球》的书里，其实也有另一次“气球”引发的困境，这两次困境的背后，关系的则是两个女人切身的幸福。

在宗教的叩问之外，《气球》也多了一层藏语电影里并不多见的女性关怀。

这或许也是万玛才旦能够走出藏区，甚至面向国际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依然在致力于描写自己藏地的人与事，但其视野和态度，却无疑越来越普世。

但《气球》终究未能更进一步。

在提出了这个纠结的道德困境之后，它并未像《一次别离》那般，用一个更加具象的事件去剖析和呈现这种两难将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怎样的纠葛与困扰，因此也就未能让藏地之外不具信仰的广大观众设身处地般地去斟酌和思量其中的曲折是非。

如果说《一次别离》是对世俗与宗教冲突的深层探讨，《气球》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次锐利的设问。

前者的重点放在了问题提出之后更加复杂错乱的撕扯与碰撞，而后者的目标似乎仅仅是提出问题本身。

法哈蒂让一次谎言像千斤巨石一样压在主人公和我们的胸口，郁结得喘不上气。万玛才旦的选择是，让那个鲜艳的气球轻巧地升空，然后飞走。

在这背后的深层原因也许是，从一开始，《气球》就太过明显地把所有的寓意都集中在了气球的身上，首尾的呼应和种种隐喻的指向，都有一种过于精巧的设计感。

片中出现了大量看似与故事无关的一闪而过的细节，例如长子背上的黑痣，电视里的试管婴儿，烧书、取书与还书等等，其实都有各自明确的指向。这些细节显然是想要引起观众的注意，而非忽略。

这种或明或暗的设计感，使得所有的人物和整个故事，到头来依然是在为气球这个鲜明的意向及其所寄寓的主题服务。

打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气球》看上去像是一块从泥土里生长的石头，当我们都以为这块石头将要在泥泞当中翻滚深陷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它像气球一样飘向了天空。

这也正是《气球》“没那么好”的原因。